【关键词】股权转让 债权债务承接 合伙关系

【案情简介】

原告：株洲市鑫旺铸造有限公司

被告：张忠汉

2004年10月12日攸县鑫旺钢铁制造有限公司与张忠汉签订协议，共同出资合作开办选矿厂，双方约定，总投资额500万元，钢铁制造公司占股份80%，张忠汉占股份20%。2005年3月9日，双方又签订协议书，将选矿厂作价480万元转让给张忠汉，张忠汉支付了大部份的转让款。2005年12月3日，钢铁制造公司的法人林庆友与张忠汉就选矿厂的收支情况进行结算，经结算张忠汉应支付钢铁制造公司现金266396元。2006年3月，钢铁制造公司股东将股权全部转让给荣利投资公司，荣利投资公司另行成立了株洲市鑫旺铸造有限公司，钢铁制造公司的债权债务由鑫旺铸造公司承担，为此，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欠款266396元。审理中，本院委托株洲正泰司法鉴定所对双方的结算进行审计，结论为：（一）、经审计，结算单中可以修正的事项：1、选矿厂收入部分少计收入17336元，应调整增加收入17336元；2、选矿厂付出部分多计付出35135元，应调整减少收入35135元，即结算中张忠汉欠制造公司现金应减少10494.92元。（二）、对于结算单上选矿厂收入部分的第（3）项退磁选机款50000元和结算单上选矿厂付出部分的（5）项付购厂开支35000元，由于未能获得与结算单相对应的会计证据，故无法对该等结算发表鉴定意见。对此鉴定结论，经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双方均无异议，且对结论中第（二）条经本院组织双方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磁选机按实际出售价3.7万元计算，购厂支出3.5万元不计入选矿厂开支。为此，按股份计算张忠汉欠制造公司现金应减少17400.72元。

【裁判要点】

本院认为，钢铁制造公司与张忠汉之间是合伙关系，2005年12月3日双方就合伙事宜进行的结算虽然存在瑕疵，但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经株洲正泰司法鉴定所对帐务进行审计后可以确认双方的往来数目，被告应当按此结算支付转让价款。株洲市鑫旺铸造有限公司承接攸县鑫旺钢铁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符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原告的主体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由被告张忠汉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向原告株洲市鑫旺铸造有限公司支付现金238500.36元。

本案案件受理费5296元，由原告承担586元，被告承担4710元；鉴定费4000元，由原、被告各承担2000元。

【争议焦点】

股权转让受让方自然承接转让方的债权债务是否合法？

【法理评析】

股权自由转让是现代公司制度最为得意的制度之一，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经济的发展。股权转让是指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份让渡给他人，使他人成为公司股东的民事法律行为。股权转让是股东行使股权经常而普遍的方式，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有权通过法定方式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

在本案中，原告作为股权转让受让方重新组建的公司，但是享有转让股权公司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而且在股权转让的协议中已经约定由受让方承接对方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股权转让协议是股权转让的当事人双方以转让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关于出让方交付股权并收取对价价金，受让方支付对价价金得到股权的意思表示，也就是一种合同行为。股权转让是一种物权变动行为，股权转让后，股东基于股东地位而对公司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全部同时移转于受让人，所以在上述案件中，受让方承接对方的一切权利义务，包括债权债务是法律要求的，受让人因此成为公司的股东，取得股东权。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股权转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另外，关于股权转让需要注意的实质问题如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一样：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但是股东向本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大于二分之一）。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他们的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若是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那么不同意的股东就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如果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其他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当然这种优先购买权必须是基于和其他人支付同等的对价，不然不可以享有。若是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那么由他们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在上述案件中，由于被告与第三方达成购买原来合伙公司的资本，而原告又全部承接了第三方的债权债务，所以由原告来索取被告欠第三方的债务，是理由恰当的。

【法律风险提示与防范】

法律专家提示：作为现代社会常见的民事法律关系之一，股权转让中会产生许多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当事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比如是否协调好了当事人债权债务的转移，受让人是否答应承接原股权所有的债务和债权，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违法等等法律问题。

【法条链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五条 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

第三十六条 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一条 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

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国

家批准的合同，需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原合同另

有约定的除外。

陈彩红

 [案情]

    2005年下半年原告李某、李某某（反诉被告）与被告胡某（反诉原告）三人各自投入现金321800元购买机器设备等兴建红砖厂，同年12月，原、被告作为发起人向工商机关注册申请设立建材有限公司，12月6日经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原、被告三人资产评估价值为2115600元；12月24日会计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证实原、被告三人所办公司的认缴注册资本为2100000元，同年12月28日经县工商局核准登记，向原、被告下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某。该公司成立后，因砖窑设计不合理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公司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亏损。2006年5月15日，经原、被告（该公司三个股东）协商，签订了《退股协议》，该协议约定，由被告接收公司的全部资产，一人经营该公司，二原告退出公司,公司三个股东股金每股为311800元即按原实际投入现金每人损失10000元计算，被告接受公司后，以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方式退还二原告的股金转让款623600元，该协议经过了公证处公证。《退股协议》签订后，被告只按约向二原告退还了部分股金，至今为止，被告先后陆续向二原告退还了现金及物资折款213100.50元，故被告尚欠二原告股权转让金410499.50元。二原告向被告催收无着后，遂向法院具状起诉，要求退还股金转让款及利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胡某以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无效，二原告未缴足出资，并抽逃出资为由，向本院提起反诉，要求确认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退股协议》无效，并要求二原告按公司章程补缴出资，本院决定对该案的本、反诉进行合并审理。[分歧]

    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二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股权转让是原、被告双方真实、自愿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有关法律规定为有效。

    第二种意见认为因股东均未足额出资而无效。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是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是指股东将自己的股份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公司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本案中，原、被告作为公司全部股东，经过共同协商，被告以每股为311800元即按原实际投入现金每人损失10000元计算收购二原告的股权，并且订立了《退股协议》，是双方真实、自愿意思表示，二原告以退股形式，退出公司经营，公司全部由被告接管，这实为股东间的内部股权转让。在这种情况下股东人数在减少至一人，受让股权的股权比例增加至100%，尽管公司内部股东及股权比例发生了变化，但公司资本仍保持着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

    二、股权转让并没有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

    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同时第五十八条至六十四条又规定了一个自然人可以且仅可以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作为受让人向二原告购买了公司其他股东的全部股权，股东从三人变成一人，现行的公司法是允许一人公司存在的，因而本案中的被告收购其他股东的股权并不与法律相悖，只是应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而已，即从多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不过二原告具有协助被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在变更登记前，内部股权转让只在原、被告之间生效，但不能对抗第三人。

    三、股东出资不足对内部股权转让效力并无影响

    至于公司成立时，三位股东实际出资每人只有321800元，但股权转让时是以每人的出资减去亏损10000元后来衡量股权的价值的，被告受让二原告的股权时是明知三位股东均出资不足的一事实,其受让行为是其自愿的行为表示,其受让股权并不意味着是公司受让二原告的股份，也不是二原告从公司抽回自己的投资，公司实有资本并没有因为股权的的转让而总额发生变化，因而二原告并不存在抽逃资金行为，公司也不存在对股本的回购的问题。

    因二原告转让其股权并没有胁迫、欺诈行为，被告不能以出资不足为由进行抗辩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进一步说,就是在本案中被告在股权转让协议达成后无权要求二原告立即补足出资。

    四、出资不足的股权转让后的法律后果

    未足额出资的股东在股权转让后并不是万事大吉，其今后仍然面临三大责任，一是补充赔偿责任，在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权人的债务情况下，其在出资不足范围内承担民事补偿责任，在其承担补偿责任后可向受让人追偿；二是行政责任，因其出资不足面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其行政处罚；三是刑事责任，有可能因其出资不足，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因原、被告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因而应当认定为有效。

 作者：万年县人民法院 鲁强

裁判要旨
合同生效是一个法律评价问题，关系到合同能否取得法律所认许的效力，体现国家的价值判断，反映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因此，如果合同附有条件，审查判断合同有无生效关键在于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是否成就。

案情

  　　宁波市信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明公司”）与诸暨市巨马游艺机制造厂（以下简称“游艺机厂”）和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设立诸暨市五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泄公司”）。2004年2月23日，游艺机厂与信明公司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本合约自信明公司、游艺机厂签署并满足先决条件后生效。

  　　2004年2月23日，五泄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信明公司将拥有本公司60%的300万元股权转让给游艺机厂。同日，五泄公司的股东召开股东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决议。2004年2月23日，五泄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登记申请书。2004年2月25日，五泄公司向信明公司支付3000万元。

  　　2004年6月22日，游艺机厂与李安杰签订五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游艺机厂同意将其拥有的五泄公司90%的450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李安杰。同日，五泄公司股东会作出《关于同意股权转让的决定》的决议。2004年6月25日，经登记机关核准，五泄公司的原股东游艺机厂变更为李安杰。

    信明公司起诉至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决信明公司与游艺机厂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没有生效，游艺机厂与李安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信明公司的诉讼请求。信明公司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

  　　一、关于信明公司与游艺机厂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无生效的问题。根据信明公司与游艺机厂2004年2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约自转让方、受让方签署并满足先决条件后生效”。即本案中，当事人对合同的生效条件作出了明确约定，该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故考察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有无生效，关键在于合同所约定的生效条件有无成就。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约定，讼争的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有三，一是五泄公司现有股东一致同意信明公司向游艺机厂转让该60%股权；二是股东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三是信明公司股东同意根据公司章程作出同意转让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根据本案事实，2004年2月23日，五泄公司已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五泄公司的股东包括信明公司、游艺机厂和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一致同意信明公司将其股权转让给游艺机厂，故股权转让的先决条件之一已经满足；关于先决条件之二即优先购买权的放弃问题。虽然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就优先购买权是否放弃未作出书面声明，但对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应当采用何种形式，股权转让合同并未作出明确约定，且鉴于五泄公司股东会决议中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明确表示同意信明公司转让股权，故应当视为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优先购买权的放弃。原判认定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明示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并无不当；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之三即信明公司股东同意转让股权并作出股东会决议的问题。本案中，在五泄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中，信明公司已作出同意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此其一；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除余款1250万元因信明公司与五泄公司另案诉讼，法院通知游艺机厂停止支付外，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五泄公司已向信明公司支付了3000万元款项，此其二；其三，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的当日，五泄公司即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已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根据工商变更登记及五泄公司章程，变更后的五泄公司的股东为游艺机厂出资450万元，占90%，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50万元，占10%，信明公司已非五泄公司的股东。故，本案中虽然信明公司未提交同意转让其股份的股东会决议，但上述事实表明，信明公司并非不同意转让其股权。而信明公司先前提起的撤销本案合同的诉讼请求已被生效的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绍中民二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判据此认定信明公司的股东系默示股权转让，有相应的依据。综上，信明公司与游艺机厂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且合同所约定的生效要件也已全部成就，故该股权转让合同依法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信明公司提出的因不具备生效要件、股权转让合同没有生效的上诉理由，依据并不充分，并与其先前提出的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诉讼意思表示自相矛盾，不予采纳。而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与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是不同层面的问题，虽然信明公司亦请求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但并未说明理由，对该项请求亦不予支持。

  　　二、关于游艺机厂与李安杰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信明公司上诉提出，游艺机厂与李安杰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应认定无效。经审查，信明公司与游艺机厂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游艺机厂于2004年6月22日又与李安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游艺机厂将其所拥有的五泄公司的90%的股份以450万元转让给李安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基于前述信明公司与游艺机厂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确认有效，且经工商登记所宣示，游艺机厂已实际取得五泄公司90%的股份，而五泄公司于2004年6月22日召开的股东会议中，五泄公司股东即游艺机厂和诸暨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同意游艺机厂转让股权，故游艺机厂将其所拥有的五泄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李安杰，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依法确认有效。结合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五泄公司已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且已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事实，原判认定李安杰受让了五泄公司的股份，李安杰已为五泄公司的股东，并无不当。对于信明公司提出的李安杰的身份及李安杰有无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虽然李安杰曾担任五泄公司的监事及董事职务，但法律法规并未禁止公司的监事或董事不能受让公司的股份；而李安杰有无支付股权转让款，也仅涉及合同的履行与否，与合同的效力无关；且李安杰与游艺机厂之间系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450万元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故信明公司主张李安杰存在恶意及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5年4月26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510元，由信明公司负担。

  　　（本案案号为[2005]浙民二终字第62号）

  　　案例编写人：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史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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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公布（2003）第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2）民二终字第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X路国信大厦22—23层。

负责人：菜某某，该清算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瞿韶军，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跃君，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潜江市X镇X路X号。

法定代表人：刘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汪桂芸，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幸福集团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潜江市X镇X路X号。

法定代表人：林某甲，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某乙，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汉生，湖北江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上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为与被上诉人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幸福集团公司债权债务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鄂经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宋晓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吴庆宝、代理审判员刘某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尹静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1998年11月3日，署名为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国投，甲方）、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国投，乙方）、幸福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丙方）和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丁方）的四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三方一致同意将湖北国投对集团公司的债权[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鄂经初字第89、90号民事调解书为据]中的360万美元转让给温州国投，以了结温州国投与湖北国投双方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该协议签订后，温州国投对集团公司拥有360万美元转让给温州国投，以了结温州国投与湖北国投双方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该协议签订后，温州国投对集团公司拥有360万美元的债权；温州国投与湖北国投之间的债权债务即告终结，同时集团公司与湖北国投之间的360万美元的债权债务也即告终结，从本协议生效至还清之日止，温州国投对集团公司的360万美元的债权按年息8.4%计息，利息随主债务同时结清。集团公司应于1999年12月31日前还清全部债务；集团公司如不能在1999年12月31日前清偿完毕此笔债务，也应无条件地在2000年3月底之前，将其所持有的相应数量的实业公司法人股股票转让给温州国投，以抵偿所欠全部债务，每股转让价格按实业公司99年年报中公布的摊薄每股净资产值计算，并负责办理股票的转让过户手续，至转让完毕，转让费用由实业公司承担。集团公司未在上述约定期限内清偿债务的，除继续按年息8.4%向温州国投付息外，从逾期之日起，尚需承担所欠款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债务全部清偿止。实业公司自愿为集团公司履行该协议的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2001年12月31日。保证范围包括360万美元本金及利息、违约金，以及有关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且保证集团公司不能如期偿还温州国投债务时，担保集团公司办毕与债务相应金额的实业公司法人股股票的转让手续。转让后湖北国投对集团公司的剩余债权，由湖北国投和集团公司另行解决。四方盖章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分别在甲乙丙三方当事人栏内签字盖章，在丁方，即实业公司栏内加盖的是“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签字人是罗邦良。

另查明，1998年11月3日，湖北省潜江市幸福城市信用合作社主任罗邦良持盖有“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及“周作亮印”私章，内容为“兹授权罗邦良代表我公司与湖北国投、温州国投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授权书》签订的上述《债仅债务转让协议》。

对上述《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和《授权书》上加盖的“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章，本案一审期间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鉴定，结论为：转让协议上所加盖的印章与实业公司名称变更前使用的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二审期间，上诉人温州国投向本院提交了其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两枚印章再次进行鉴定的鉴定书，其鉴定结论为上述两枚印章与1997年度《股份企业会计报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留有的“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系出于同一枚印章。但该检材系复印件。2002年5月25日，温州国投又向本院提出了文检鉴定申请，申请对1997年度《股份制企业会计报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1998年10月25日实业公司财务统计报表封面上加盖的印章与1998年11月3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加盖的公章进行鉴定。但其提交本院的检材仍为复印件，其在鉴定申请中注明原件分别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和集团公司。

再查明：实业公司原名为某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5月17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实业公司，同年5月18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其颁发了名称为实业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时，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周作亮，集团公司是实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湖北国投为实业公司的前十名大股东。1999年10月25日，集团公司将其在实业公司的部分法人股折抵给湖北国投后，湖北国投成为实业公司第一大股东；2000年8月1日，名流投资有限公司通地拍卖方式竞得实业公司部分法人股后，成为实业公司第一大股东。

1999年实业公司《年度报告》第七部分第7项《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第八部分财务会计报告第九项《或有事项、承诺事项》栏内均载明：1998年11月3日，集团公司、实业公司、温州国投、湖北国投四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确认集团公司对温州国投欠款360万美元，实业公司为集团公司承担360万美元及利息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另外，由于实业公司与原第一大股东集团公司的人、财、物“三分开”工作尚未结束，其他抵押担保事项尚在清理之中。

2000年7月5日，温州国投以集团公司既未办理股票转让手续，未偿还欠款，实业公司亦未履行担保责任为由，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集团公司偿还欠款360万美元及利息35.532万美元、延期付款利息32.04万美元（计算至2000年6月26日）；实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承担诉讼费及相关费用。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所签定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让协议有效。转让协议上虽有实业公司的署名，但在担保人处所加盖的印章既不是实业公司的印章，也不是实业公司名称变更前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并合法使用的印章，且转让协议上的签字人罗邦良是湖北省潜江市幸福城市信用合作社的主任，而不是实业公司的人员，其所持《授权书》上所加盖的“周作亮印”，也不是周作亮任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所使用的“周作亮章”。因此，实业公司作为担保人身份在该转让协议上的签章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与温州国投之间的担保关系不成立，温州国投要求实业公司对集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集团公司在同意湖北国投将对其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温州国投后，不按转让协议规定的期限履行还款义务，属违约行为，应对本案纠纷承担全部责任。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集团公司偿付温州国投欠款本金360万美元。二、集团公司支付温州国投360万美元的利息（从1998年11月3日起至2000年3月3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美元贷款利率计付；从2000年4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美元逾期贷款罚息标准计付）。三、驳回温州国投对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略）元、诉讼保全费人民币（略）元，均由集团公司负担。

温州国投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实业公司在名称变更后仍然使用名称变更前的印章，存在多枚印章同时使用的事实。因此，应对实业公司使用中的全部印章进行核定，一审法院所作鉴定结论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审判决仅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的实业公司印章与其名称变更前在工商局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为由，认定实业公司在转让协议上加盖印章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此认定是不能成立的。上诉人已向原审法院提供样本印文（复印件）并提出重新鉴定的意见，却不被重视和采纳。二审期间，经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印文检验，鉴定结果为转让协议与委托书上的公章与实业公司1997年的公司利润及利润分配表为同一枚公章。周作亮同为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作亮印”和“周作亮章”是否分别代表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是其内部的区别，对外不具有法律意义。周作亮授权委托罗邦良签订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把罗邦良不是实业公司人员作为判决保证不成立的理由之一，缺乏法律依据。二、实业公司1999年年度报告对本案的担保事宜如实地作了披露，应作为认定其保证人地位真实的有效证据，一审法院对此却未作认定。三、《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的生效要件是四方当事人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故即使按一审判决认定实业公司作为担保人身份在该转让协议上的签章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那么，也应判决整个《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未生效，而不应仅判决实业公司的担保不成立，债的转让有效。四、由于原审法院不仅存在事实认定上的错误，而且按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对本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所作出的有效认定也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实业公司答辩称：《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和《委托书》上所盖的担保人公章不是实业公司的公章，也不是实业公司曾经使用过的有效公章，该转让协议签订时，没有实业公司的人在场，《委托书》上法定代表人的私章也不是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私章。转让协议签订时，温州国投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担保人不是实业公司，其仍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实业公司1999年年度报告虽然在或有事项里报告了四方协议一事，但此节是因温州国投致函要求履行保证义务得知的，并没有承认或认可此担保，且在2000年的年度报告中已明确表示不承认该协议并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退一步讲，即使实业公司签订了该协议，因集团公司当时是实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公司为其投东提供担保亦应无效。温州国投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认为，虽然现尚无充足证据证明1998年11月3日署名为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四方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加盖的“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系实业公司的真实公章，但由于实业公司1999年年度报告《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和财务会讨报告《或有事项、承诺事项》栏内均明确载明：“1998年11月3日，集团公司、实业公司、温州国股、湖北国投四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确认集团公司对温州国投欠款360万美元，实业公司为集团公司承担360万美元及利息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等内容，从上述实业公司年度报告所载内容看，实业公司对其为温州国投提供担保一事应是明知的，且现尚无证据证明实业公司当时对提供担保一事提出过异议。当事人各方对上述年度报告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应当作为证据认定，故实业公司为温州国投360万美元本金及利息等提供担保应认定为其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实业公司应对该笔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院不再对上诉人提出的几枚印章进行鉴定。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仅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加盖的担保人公章不是实业公司的印章，也不是实业公司名称变更前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并合法使用的印章为由，认定在该转让协议担保人栏内盖章不是实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在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时，周作亮同为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周作亮印”和“周作亮章”两枚私章是否分别代表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只是其内部区别，对外无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关于罗邦良所持《授权书》上加盖的“周作亮印”仅代表集团公司，而不代表实业公司的认定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关于“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以及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关于“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集团公司作为当时实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实业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应认定为无效。因转让协议中明确规定集团公司到期不能清偿温州国投该笔债务的，由其持有的实业公司的法人股股票折抵债务，故债权人温州国投对实业公司为其股东集团公司提供担保应是明知的，鉴于温州国投和实业公司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签订保证合同，对该担保无效无效均具有过错，故依照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对担保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即债务人集团公司不能清偿债务部分，实业公司应在50%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余损失温州国投应自行承担。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鄂经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一项、第二项及一审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承担部分；

二、撤销上述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三项；

三、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幸福集团公司不能偿还本案债务部分在50%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应付款项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次日起10日内履行，逾期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010.00元，由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承担97，505.00元，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97，50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宋晓明

审判员：吴庆宝

代理审判员：刘某

二○○二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尹静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X路国信大厦22—23层。

负责人：菜某某，该清算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瞿韶军，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跃君，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潜江市X镇X路X号。

法定代表人：刘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汪桂芸，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幸福集团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潜江市X镇X路X号。

法定代表人：林某甲，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某乙，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汉生，湖北江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上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为与被上诉人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幸福集团公司债权债务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鄂经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宋晓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吴庆宝、代理审判员刘某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尹静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1998年11月3日，署名为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国投，甲方）、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国投，乙方）、幸福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丙方）和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丁方）的四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三方一致同意将湖北国投对集团公司的债权[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鄂经初字第89、90号民事调解书为据]中的360万美元转让给温州国投，以了结温州国投与湖北国投双方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该协议签订后，温州国投对集团公司拥有360万美元转让给温州国投，以了结温州国投与湖北国投双方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该协议签订后，温州国投对集团公司拥有360万美元的债权；温州国投与湖北国投之间的债权债务即告终结，同时集团公司与湖北国投之间的360万美元的债权债务也即告终结，从本协议生效至还清之日止，温州国投对集团公司的360万美元的债权按年息8.4%计息，利息随主债务同时结清。集团公司应于1999年12月31日前还清全部债务；集团公司如不能在1999年12月31日前清偿完毕此笔债务，也应无条件地在2000年3月底之前，将其所持有的相应数量的实业公司法人股股票转让给温州国投，以抵偿所欠全部债务，每股转让价格按实业公司99年年报中公布的摊薄每股净资产值计算，并负责办理股票的转让过户手续，至转让完毕，转让费用由实业公司承担。集团公司未在上述约定期限内清偿债务的，除继续按年息8.4%向温州国投付息外，从逾期之日起，尚需承担所欠款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债务全部清偿止。实业公司自愿为集团公司履行该协议的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2001年12月31日。保证范围包括360万美元本金及利息、违约金，以及有关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且保证集团公司不能如期偿还温州国投债务时，担保集团公司办毕与债务相应金额的实业公司法人股股票的转让手续。转让后湖北国投对集团公司的剩余债权，由湖北国投和集团公司另行解决。四方盖章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分别在甲乙丙三方当事人栏内签字盖章，在丁方，即实业公司栏内加盖的是“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签字人是罗邦良。

另查明，1998年11月3日，湖北省潜江市幸福城市信用合作社主任罗邦良持盖有“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及“周作亮印”私章，内容为“兹授权罗邦良代表我公司与湖北国投、温州国投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授权书》签订的上述《债仅债务转让协议》。

对上述《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和《授权书》上加盖的“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章，本案一审期间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鉴定，结论为：转让协议上所加盖的印章与实业公司名称变更前使用的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二审期间，上诉人温州国投向本院提交了其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两枚印章再次进行鉴定的鉴定书，其鉴定结论为上述两枚印章与1997年度《股份企业会计报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留有的“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系出于同一枚印章。但该检材系复印件。2002年5月25日，温州国投又向本院提出了文检鉴定申请，申请对1997年度《股份制企业会计报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1998年10月25日实业公司财务统计报表封面上加盖的印章与1998年11月3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加盖的公章进行鉴定。但其提交本院的检材仍为复印件，其在鉴定申请中注明原件分别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和集团公司。

再查明：实业公司原名为某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5月17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实业公司，同年5月18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其颁发了名称为实业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时，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周作亮，集团公司是实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湖北国投为实业公司的前十名大股东。1999年10月25日，集团公司将其在实业公司的部分法人股折抵给湖北国投后，湖北国投成为实业公司第一大股东；2000年8月1日，名流投资有限公司通地拍卖方式竞得实业公司部分法人股后，成为实业公司第一大股东。

1999年实业公司《年度报告》第七部分第7项《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第八部分财务会计报告第九项《或有事项、承诺事项》栏内均载明：1998年11月3日，集团公司、实业公司、温州国投、湖北国投四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确认集团公司对温州国投欠款360万美元，实业公司为集团公司承担360万美元及利息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另外，由于实业公司与原第一大股东集团公司的人、财、物“三分开”工作尚未结束，其他抵押担保事项尚在清理之中。

2000年7月5日，温州国投以集团公司既未办理股票转让手续，未偿还欠款，实业公司亦未履行担保责任为由，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集团公司偿还欠款360万美元及利息35.532万美元、延期付款利息32.04万美元（计算至2000年6月26日）；实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承担诉讼费及相关费用。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所签定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让协议有效。转让协议上虽有实业公司的署名，但在担保人处所加盖的印章既不是实业公司的印章，也不是实业公司名称变更前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并合法使用的印章，且转让协议上的签字人罗邦良是湖北省潜江市幸福城市信用合作社的主任，而不是实业公司的人员，其所持《授权书》上所加盖的“周作亮印”，也不是周作亮任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所使用的“周作亮章”。因此，实业公司作为担保人身份在该转让协议上的签章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与温州国投之间的担保关系不成立，温州国投要求实业公司对集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集团公司在同意湖北国投将对其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温州国投后，不按转让协议规定的期限履行还款义务，属违约行为，应对本案纠纷承担全部责任。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集团公司偿付温州国投欠款本金360万美元。二、集团公司支付温州国投360万美元的利息（从1998年11月3日起至2000年3月3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美元贷款利率计付；从2000年4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美元逾期贷款罚息标准计付）。三、驳回温州国投对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略）元、诉讼保全费人民币（略）元，均由集团公司负担。

温州国投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实业公司在名称变更后仍然使用名称变更前的印章，存在多枚印章同时使用的事实。因此，应对实业公司使用中的全部印章进行核定，一审法院所作鉴定结论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审判决仅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的实业公司印章与其名称变更前在工商局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为由，认定实业公司在转让协议上加盖印章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此认定是不能成立的。上诉人已向原审法院提供样本印文（复印件）并提出重新鉴定的意见，却不被重视和采纳。二审期间，经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印文检验，鉴定结果为转让协议与委托书上的公章与实业公司1997年的公司利润及利润分配表为同一枚公章。周作亮同为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作亮印”和“周作亮章”是否分别代表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是其内部的区别，对外不具有法律意义。周作亮授权委托罗邦良签订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把罗邦良不是实业公司人员作为判决保证不成立的理由之一，缺乏法律依据。二、实业公司1999年年度报告对本案的担保事宜如实地作了披露，应作为认定其保证人地位真实的有效证据，一审法院对此却未作认定。三、《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的生效要件是四方当事人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故即使按一审判决认定实业公司作为担保人身份在该转让协议上的签章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那么，也应判决整个《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未生效，而不应仅判决实业公司的担保不成立，债的转让有效。四、由于原审法院不仅存在事实认定上的错误，而且按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对本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所作出的有效认定也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实业公司答辩称：《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和《委托书》上所盖的担保人公章不是实业公司的公章，也不是实业公司曾经使用过的有效公章，该转让协议签订时，没有实业公司的人在场，《委托书》上法定代表人的私章也不是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私章。转让协议签订时，温州国投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担保人不是实业公司，其仍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实业公司1999年年度报告虽然在或有事项里报告了四方协议一事，但此节是因温州国投致函要求履行保证义务得知的，并没有承认或认可此担保，且在2000年的年度报告中已明确表示不承认该协议并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退一步讲，即使实业公司签订了该协议，因集团公司当时是实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公司为其投东提供担保亦应无效。温州国投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认为，虽然现尚无充足证据证明1998年11月3日署名为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四方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加盖的“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系实业公司的真实公章，但由于实业公司1999年年度报告《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和财务会讨报告《或有事项、承诺事项》栏内均明确载明：“1998年11月3日，集团公司、实业公司、温州国股、湖北国投四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确认集团公司对温州国投欠款360万美元，实业公司为集团公司承担360万美元及利息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等内容，从上述实业公司年度报告所载内容看，实业公司对其为温州国投提供担保一事应是明知的，且现尚无证据证明实业公司当时对提供担保一事提出过异议。当事人各方对上述年度报告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应当作为证据认定，故实业公司为温州国投360万美元本金及利息等提供担保应认定为其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实业公司应对该笔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院不再对上诉人提出的几枚印章进行鉴定。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仅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加盖的担保人公章不是实业公司的印章，也不是实业公司名称变更前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并合法使用的印章为由，认定在该转让协议担保人栏内盖章不是实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在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时，周作亮同为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周作亮印”和“周作亮章”两枚私章是否分别代表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只是其内部区别，对外无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关于罗邦良所持《授权书》上加盖的“周作亮印”仅代表集团公司，而不代表实业公司的认定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关于“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以及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关于“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集团公司作为当时实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实业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应认定为无效。因转让协议中明确规定集团公司到期不能清偿温州国投该笔债务的，由其持有的实业公司的法人股股票折抵债务，故债权人温州国投对实业公司为其股东集团公司提供担保应是明知的，鉴于温州国投和实业公司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签订保证合同，对该担保无效无效均具有过错，故依照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对担保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即债务人集团公司不能清偿债务部分，实业公司应在50%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余损失温州国投应自行承担。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鄂经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一项、第二项及一审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承担部分；

二、撤销上述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三项；

三、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幸福集团公司不能偿还本案债务部分在50%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应付款项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次日起10日内履行，逾期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010.00元，由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承担97，505.00元，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97，50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人民东路国信大厦22—23层。

　　负责人：菜永进，该清算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瞿韶军，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跃君，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潜江市张金镇幸福北路1号。

　　法定代表人：刘道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汪桂芸，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幸福集团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潜江市张金镇幸福北路1号。

　　法定代表人：林发松，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支清，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汉生，湖北江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上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为与被上诉人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幸福集团公司债权债务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鄂经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宋晓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吴庆宝、代理审判员刘敏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尹静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1998年11月3日，署名为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国投，甲方）、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国投，乙方）、幸福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丙方）和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丁方）的四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三方一致同意将湖北国投对集团公司的债权[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鄂经初字第89、90号民事调解书为据]中的360万美元转让给温州国投，以了结温州国投与湖北国投双方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该协议签订后，温州国投对集团公司拥有360万美元转让给温州国投，以了结温州国投与湖北国投双方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该协议签订后，温州国投对集团公司拥有360万美元的债权；温州国投与湖北国投之间的债权债务即告终结，同时集团公司与湖北国投之间的360万美元的债权债务也即告终结，从本协议生效至还清之日止，温州国投对集团公司的360万美元的债权按年息8.4%计息，利息随主债务同时结清。集团公司应于1999年12月31日前还清全部债务；集团公司如不能在1999年12月31日前清偿完毕此笔债务，也应无条件地在2000年3月底之前，将其所持有的相应数量的实业公司法人股股票转让给温州国投，以抵偿所欠全部债务，每股转让价格按实业公司99年年报中公布的摊薄每股净资产值计算，并负责办理股票的转让过户手续，至转让完毕，转让费用由实业公司承担。集团公司未在上述约定期限内清偿债务的，除继续按年息8.4%向温州国投付息外，从逾期之日起，尚需承担所欠款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债务全部清偿止。实业公司自愿为集团公司履行该协议的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2001年12月31日。保证范围包括360万美元本金及利息、违约金，以及有关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且保证集团公司不能如期偿还温州国投债务时，担保集团公司办毕与债务相应金额的实业公司法人股股票的转让手续。转让后湖北国投对集团公司的剩余债权，由湖北国投和集团公司另行解决。四方盖章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分别在甲乙丙三方当事人栏内签字盖章，在丁方，即实业公司栏内加盖的是“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签字人是罗邦良。

　　另查明，1998年11月3日，湖北省潜江市幸福城市信用合作社主任罗邦良持盖有“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及“周作亮印”私章，内容为“兹授权罗邦良代表我公司与湖北国投、温州国投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授权书》签订的上述《债仅债务转让协议》。

　　对上述《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和《授权书》上加盖的“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章，本案一审期间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鉴定，结论为：转让协议上所加盖的印章与实业公司名称变更前使用的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二审期间，上诉人温州国投向本院提交了其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两枚印章再次进行鉴定的鉴定书，其鉴定结论为上述两枚印章与1997年度《股份企业会计报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留有的“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系出于同一枚印章。但该检材系复印件。2002年5月25日，温州国投又向本院提出了文检鉴定申请，申请对1997年度《股份制企业会计报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1998年10月25日实业公司财务统计报表封面上加盖的印章与1998年11月3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加盖的公章进行鉴定。但其提交本院的检材仍为复印件，其在鉴定申请中注明原件分别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和集团公司。

　　再查明：实业公司原名为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5月17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实业公司，同年5月18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其颁发了名称为实业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时，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周作亮，集团公司是实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湖北国投为实业公司的前十名大股东。1999年10月25日，集团公司将其在实业公司的部分法人股折抵给湖北国投后，湖北国投成为实业公司第一大股东；2000年8月1日，名流投资有限公司通地拍卖方式竞得实业公司部分法人股后，成为实业公司第一大股东。

　　1999年实业公司《年度报告》第七部分第7项《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第八部分财务会计报告第九项《或有事项、承诺事项》栏内均载明：1998年11月3日，集团公司、实业公司、温州国投、湖北国投四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确认集团公司对温州国投欠款360万美元，实业公司为集团公司承担360万美元及利息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另外，由于实业公司与原第一大股东集团公司的人、财、物“三分开”工作尚未结束，其他抵押担保事项尚在清理之中。

　　2000年7月5日，温州国投以集团公司既未办理股票转让手续，未偿还欠款，实业公司亦未履行担保责任为由，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集团公司偿还欠款360万美元及利息35.532万美元、延期付款利息32.04万美元（计算至2000年6月26日）；实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承担诉讼费及相关费用。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所签定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让协议有效。转让协议上虽有实业公司的署名，但在担保人处所加盖的印章既不是实业公司的印章，也不是实业公司名称变更前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并合法使用的印章，且转让协议上的签字人罗邦良是湖北省潜江市幸福城市信用合作社的主任，而不是实业公司的人员，其所持《授权书》上所加盖的“周作亮印”，也不是周作亮任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所使用的“周作亮章”。因此，实业公司作为担保人身份在该转让协议上的签章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与温州国投之间的担保关系不成立，温州国投要求实业公司对集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集团公司在同意湖北国投将对其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温州国投后，不按转让协议规定的期限履行还款义务，属违约行为，应对本案纠纷承担全部责任。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集团公司偿付温州国投欠款本金360万美元。二、集团公司支付温州国投360万美元的利息（从1998年11月3日起至2000年3月3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美元贷款利率计付；从2000年4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美元逾期贷款罚息标准计付）。三、驳回温州国投对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5010元、诉讼保全费人民币185520元，均由集团公司负担。

　　温州国投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实业公司在名称变更后仍然使用名称变更前的印章，存在多枚印章同时使用的事实。因此，应对实业公司使用中的全部印章进行核定，一审法院所作鉴定结论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审判决仅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的实业公司印章与其名称变更前在工商局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为由，认定实业公司在转让协议上加盖印章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此认定是不能成立的。上诉人已向原审法院提供样本印文（复印件）并提出重新鉴定的意见，却不被重视和采纳。二审期间，经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印文检验，鉴定结果为转让协议与委托书上的公章与实业公司1997年的公司利润及利润分配表为同一枚公章。周作亮同为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作亮印”和“周作亮章”是否分别代表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是其内部的区别，对外不具有法律意义。周作亮授权委托罗邦良签订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把罗邦良不是实业公司人员作为判决保证不成立的理由之一，缺乏法律依据。二、实业公司1999年年度报告对本案的担保事宜如实地作了披露，应作为认定其保证人地位真实的有效证据，一审法院对此却未作认定。三、《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的生效要件是四方当事人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故即使按一审判决认定实业公司作为担保人身份在该转让协议上的签章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那么，也应判决整个《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未生效，而不应仅判决实业公司的担保不成立，债的转让有效。四、由于原审法院不仅存在事实认定上的错误，而且按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对本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所作出的有效认定也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实业公司答辩称：《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和《委托书》上所盖的担保人公章不是实业公司的公章，也不是实业公司曾经使用过的有效公章，该转让协议签订时，没有实业公司的人在场，《委托书》上法定代表人的私章也不是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私章。转让协议签订时，温州国投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担保人不是实业公司，其仍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实业公司1999年年度报告虽然在或有事项里报告了四方协议一事，但此节是因温州国投致函要求履行保证义务得知的，并没有承认或认可此担保，且在2000年的年度报告中已明确表示不承认该协议并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退一步讲，即使实业公司签订了该协议，因集团公司当时是实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公司为其投东提供担保亦应无效。温州国投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认为，虽然现尚无充足证据证明1998年11月3日署名为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四方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加盖的“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系实业公司的真实公章，但由于实业公司1999年年度报告《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和财务会讨报告《或有事项、承诺事项》栏内均明确载明：“1998年11月3日，集团公司、实业公司、温州国股、湖北国投四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确认集团公司对温州国投欠款360万美元，实业公司为集团公司承担360万美元及利息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等内容，从上述实业公司年度报告所载内容看，实业公司对其为温州国投提供担保一事应是明知的，且现尚无证据证明实业公司当时对提供担保一事提出过异议。当事人各方对上述年度报告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应当作为证据认定，故实业公司为温州国投360万美元本金及利息等提供担保应认定为其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实业公司应对该笔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院不再对上诉人提出的几枚印章进行鉴定。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仅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加盖的担保人公章不是实业公司的印章，也不是实业公司名称变更前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并合法使用的印章为由，认定在该转让协议担保人栏内盖章不是实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在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时，周作亮同为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周作亮印”和“周作亮章”两枚私章是否分别代表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只是其内部区别，对外无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关于罗邦良所持《授权书》上加盖的“周作亮印”仅代表集团公司，而不代表实业公司的认定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关于“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以及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关于“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集团公司作为当时实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实业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应认定为无效。因转让协议中明确规定集团公司到期不能清偿温州国投该笔债务的，由其持有的实业公司的法人股股票折抵债务，故债权人温州国投对实业公司为其股东集团公司提供担保应是明知的，鉴于温州国投和实业公司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签订保证合同，对该担保无效无效均具有过错，故依照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对担保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即债务人集团公司不能清偿债务部分，实业公司应在50%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余损失温州国投应自行承担。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鄂经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一项、第二项及一审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承担部分；

　　二、撤销上述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三项；

　　三、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幸福集团公司不能偿还本案债务部分在50%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应付款项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次日起10日内履行，逾期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010.00元，由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承担97，505.00元，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97，50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