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公安机关通过审阅书面材料的方式进行。这一过程没有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和辩护律师的参与,也没有听证制度。我国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但仅限于个别 的一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法。参见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5 - 779页。 [4]有学者认为,劳动教养存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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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法杜绝杀人灭口、死囚脱逃之类的事件的发生;[7]人们虽然可以设计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8]受害人及其亲属申请抗诉之类的制度[9]来让受害人及其亲属表达其 将案件退回一审法院,并以内函(只入法院的内卷而不向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出示的内部函件)的方式指示一审法院通过重审重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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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法杜绝杀人灭口、死囚脱逃之类的事件的发生;[7]人们虽然可以设计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8]受害人及其亲属申请抗诉之类的制度[9]来让受害人及其亲属表达其 将案件退回一审法院,并以内函(只入法院的内卷而不向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出示的内部函件)的方式指示一审法院通过重审重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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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法官应当只就次级争点听取对证人的询问和交叉询问,审查相关证据并听取辩护律师的法律意见。所谓相关证据,是指与口供的可采性有关。这样的证据往往与 条,日本宪法第38条第2款以及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第1款。 [5] [英]特拉西阿奎诺:《证据法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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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也与恢复性司法提倡的理念相违背。 4.恢复性司法的提案权。犯罪人和辩护律师、被害人和诉讼代理人、检察机关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向法院提出认为可以适用 没有按照协议实现自己的承诺,那么就将其转交刑事司法系统重新处理。 【作者简介】 莫洪宪,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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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死缓》[N],《法制日报》,20091020。 [10]该案一审庭审时,付某的辩护律师向法院提交了付某的三好学生证、献血证等14份证据,证明付某 [N],《京华时报》,20091221。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刑事审判参考》[M](第8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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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基于这一伦理基础,西方国家刑法一般没有律师伪证罪或支持犯罪嫌疑人告发自己辩护律师的判例。任何国家的法律,决不能仅仅为了眼前的治安利益而伤害人道、人性、 培,单位为华东政法大学。 【注释】 [1]转引自马克昌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2]范忠信:《再论刑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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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基于这一伦理基础,西方国家刑法一般没有律师伪证罪或支持犯罪嫌疑人告发自己辩护律师的判例。任何国家的法律,决不能仅仅为了眼前的治安利益而伤害人道、人性、 ,以致影响正常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 注释 ⑴转引自马克昌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⑵范忠信:《再论刑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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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量刑建议的实践困境 我国现行法律对量刑建议并未作出明确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随着庭审制度改革的深入,部分基层检察院开始尝试量刑建议改革。 证明了量刑建议的主体并非专属于检察机关。在美国量刑听证程序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拥有量刑建议权,法官还会听取被害人关于本案的意见,包括量刑方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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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谎人员亲笔书写的不倾向于任何一方的证明文件,文件必须由检察官、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签名。(2)测谎人员必须具备合格的专业资质。(3)测谎结论在 Ohio N.U.L.Rev,89(2000).)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已有《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26条第1项同意的测试结果回答书具有证据能力。所谓第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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