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庭审过程中,在没有进行必要准备的情况下,刑事法官要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势必变得极为困难。又如,在法院完全根据犯罪事实来定罪量刑的情况下, 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陈瑞华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司法制度和程序法基本理论。 【注释】 注释: [1]参见陈怀友:《关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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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物证、书证等8种法定证据形式,因此,所有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必须建立在这8种证据 ,都有其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在错误的期待下,法官被神话被拔高,程序公正却被忽视,甚至走偏。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哪一个冤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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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成与处罚关系上,既要考虑实施实行行为的若干犯罪人能否构成总则共犯以及是否需要在总则共犯的框架下区分主从等问题,也要考虑并未实施实行行为的其他犯罪参与人 受该罪保护的地位。其二,缺乏有责性,也即B的行为缺乏期待可能性。以毁灭证据或藏匿犯人为例,犯人本身实施这一行为仍然有害于国家司法功能,而具有违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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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容易的。但在设定性教唆的情况下,在教唆行为与被教唆的人的实行行为之间存在较大的时间间距,这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证据的收集都带来一定的难度。 二、设定性教唆 男友时就将其强奸。显然,某丙的该强奸行为是在没有出现某甲所设定的条件时实施的,那么能否将这一强奸认定为是某丙的过限行为,某甲对此不承担刑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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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法官、陪审官不能以起诉状记载的诉因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时,在没有追加、变更起诉的情况下,不能迳行对起诉状记载诉因以外的事实进行认定。即使是基于同一 对公诉案件在庭前实行实体审查,对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包括定罪有问题的,或者有漏诉漏罪的,均可退回人民检察院重新起诉或补充起诉。尽管当时也存在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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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犯是心知肚明的,而在采用降格起诉的策略时,检察官内心仍然确信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只是证据环节存在部分缺失,以致检察官内心对法院能否定罪没有绝对的把握,进而对于 4]在震动全国的胥敬祥一案中,河南省鹿邑县农民胥敬祥因涉嫌抢劫、强奸于1992年4月被逮捕。胥敬祥案件于1992年8月移送审查起诉,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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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不清,当事人申诉立案难;申诉审查时限不明、审查程序不透明,当事人的申诉能否启动再审难以获得及时回复;当事人申诉获准进入再审程序后,最终获得改判的难度也相当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重的,就没有开庭审理的必要。再如,有的被告人在启动再审后下落不明,甚至已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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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并质问道:最高法院就可以决定在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减轻处罚,那刑法规定罪刑法定还有什么意义?[140]还有学者将 ,或规避制度办案。[222]既然酌量减轻的核准程序如此繁琐,下级法院对于所报案件能否得到直至最高法院的各上级法院的复核、核准,并无把握,如此,有的下级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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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不同意见,分歧焦点是对被告人强奸行为的证据认定标准,即应适用何种证明标准以及法院对公诉机关起诉的轻罪名能否变更为重罪名加以判决。笔者认为被告人 机关的职能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核心并非定罪量刑。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在未经审判机关审理判决前是一个相对不确定的罪名。”(1)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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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法官、陪审官不能以起诉状记载的诉因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时,在没有追加、变更起诉的情况下,不能迳行对起诉状记载诉因以外的事实进行认定。即使是基于同一 对公诉案件在庭前实行实体审查,对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包括定罪有问题的,或者有漏诉漏罪的,均可退回人民检察院重新起诉或补充起诉。尽管当时也存在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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