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没有必要增设新罪,而只需统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定罪处罚,就既能惩处已造成严重损害的醉驾行为,又能对相关法益进行前置性保护。[20]比如说, 将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一分为二,分别考察其对危险的态度和对实害的态度?该论者的依据是存在危险犯的结果加重犯,而结果加重犯并不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故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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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程序法事实和部分证据事实,既包括涉及定罪的事实,又包括涉及量刑的事实。在整个证明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诉讼权、证明权都应受到切实保障。 的必要、证明利益和利害关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证明活动的后果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是其作为证明主体的依据所在。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在特殊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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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行为人应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赞同对这种情形按照盗窃罪定罪处理的做法,但对于按照盗窃罪处理的理由,笔者认为还值得斟酌推敲。实际上,行为人秘密窃取被查封、 未遂形态?如果存在,其犯罪既遂与未遂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存在着犯罪未遂与既遂之分的故意犯罪,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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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法可能需要来自司法的修正,修正的目的是使法生活趋向法文本指引的方向,修正的依据是对法文本的解释,修正的界限是法生活所能容忍的程度 中国的法律与道德[N].南方周末,20071025(24). [6]刘星.法律是什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6. [7]考夫曼.法律哲学[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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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复杂罪过,理论上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能承认一种罪过,或者故意,或者过失,具体确定的依据是该罪的法定刑轻重。以滥用职权罪为例, 无价值。 再如丢失枪支不报罪,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以后,实际上对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没有什么支配能力,如果本罪侧重于结果无价值,则难以使受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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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会只注意前者。我们说,刑法系统的最优化是这个系统的目标,但是,衡量最优化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衡量的标准应当是该系统在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效果。 较大等等。不能否认,这种模糊语言作为一种综合标准,在定罪量刑中并非没有意义,但它必须以执法者良好的法律意识为前提,否则,就会成为立法与执法者任意解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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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该侵害法益违反社会伦理规范时,即具备实质的违法性。其次,由于在社会上种种价值观的对立,确定什么是社会伦理规范并非易事。再者,因为社会伦理规范随着时代或 。他说:形式违法性, 是与实质违法性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这二者的区别在于对定罪根据的不同认识:如将法律视为定罪的依据,犯罪的违法性即为形式的违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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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则繁、该简则简、繁简得当。16然而 ,什么规定该繁、什么规定该简、繁简得当的标准是什么、怎样才能做到繁简得当 ?这并非轻而易举。笔者认为 司法工作人员解释为由主张取消它并不合适 ;最后 ,我国刑法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为政策依据 ,这决定了在某些情况下必然使用情节严重一词。22 但是 ,情节严重一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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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作一定的限定。这三种不同立场,涉及刑法的任务是什么、作为刑法保护对象的法益是什么等根本问题。经过长期论战,处罚早期化思想在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中虽然 ,在抽象危险犯之立法设计上,立法者认为,若行为人为某一危险行为,此行为依据客观科学之实证结果,通常造成法益侵害之高度危险性即可,因此,这种危险是立法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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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现象,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该案也因此几乎成为疑案。不过,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从证据合法性角度看,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重大刑事案件由派出所人员承办是不 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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