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证明标准“仅能发生降低之可能，而难以再有提高之情形。”[8]从心理学研究成果看，在刑事证明已采“排除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的情况下，试图确立更 政策的提出为法官心态的调整提供了契机。其二，制度上的推动。我国司法管理机制行政化特征明显，无论是上下级法院之间还是法院内部，有较明显的司法一体化倾向 ...